初入传染病院 便被命运扼住咽喉

 

北京第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传染病学科医院之一，它紧邻庄严肃穆、古树环抱的皇家园林——地坛公园，与天坛相对无言。

 

 

1955年，24岁的徐道振，心中怀揣着一个庞大的医学梦想，提着行李从绍兴老家远道而来，而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阵吃惊。

“北京城怎么这么荒凉呀，到医院一看，更觉得荒凉，一排病房只有一个厕所，男女通用。我从南方来的时候绍兴县医院比这里好多了，真的没想到北京是这么一个破烂的地方。”——徐道振采访整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萧条、疫病肆虐、北京市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直到1955年，传染性疾病，依然是威胁北京市民生命安全的首位死因。徐道振初到医院，还未解病人之苦，自己就被命运扼住了咽喉。他忍不住地发冷、持续高热、全身上下开始出现红疹，此时他仍未意识到，危险将至。

 

 

“一到医院我就感染了猩红热。最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因为我们南方没有猩红热。当时的症状就是嗓子痛、发烧、皮肤起红疹。可能中毒死亡，也可能自己康复。”

 猩红热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咳嗽、打喷嚏、密切接触传播，在19世纪60年代，因猩红热致死人数高达972万人。在整个十九世纪，猩红热病曾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摧毁了当时欧洲25%的人口。在那个年代，医者们抵御传染病威胁的“武器”，只有普通的纱布口罩。

 

 

猩红热、白喉、霍乱、肺结核、麻风病、伤寒、血吸虫病，这些你可能茫然不解的疾，却是那个时期，百姓们最胆寒的魔。

行动也是迅速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北京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在建设首都、发展经济的同时掀起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彻底清除故宫垃圾、修建龙须沟、并疏浚陶然亭和龙潭湖两大人工湖改善疫源地，“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状况终于被改善了。与时代脚步同行的，还有刚刚痊愈重返的徐道振。

 

 

“到了病房一看，整个医院就有200多个猩红热患者，都是重的。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憋得全身都是紫绀，血压没有，已经休克了，需要紧急抢救。可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没有血清、血浆。我想我感染猩红热痊愈了，身体里一定有抗体，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血输给了患者。结果这个孩子活了！看着他欢蹦乱跳的出院，我那时真高兴，感觉当医生真幸福啊！”

 

 

那时，和徐道振一同被分到北京的五位南方同学，全都离开了。只有徐道振，成了名副其实的“住院医”，一个堆放杂物的库房就是他的宿舍和书房，只要病房有需要、病人有需要，他就随时随叫随到。

“那么多重病人要抢救，我为什么要走呢？我要留下。那时我已经申请入党了，我已经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了党，所以当重病人来的时候，怎么能逃掉呢？为病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党工作，所以应该留下来的。”

徐道振选择留下，留在传染病医院，留在需要他的患者床旁。

 

 

 

走到最贫瘠的地方 走近最广大的群众

 

十年间，中国先后成立了寄生虫病、地方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结核等专病防治所、传染病院，从而初步形成了以五大疾病预防控制为主的疾病预防控制服务体系。随着国家预防性政策出台，以徐道振为代表的医者，进入了全面攻坚阶段。

收获也是显著的，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本消灭天花，同时期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1956年传染病死亡率退居第二位；1964年退居第五位；十年时间，徐道振收获了对抗传染病的经验和勇气，但他的理想还并未全部实现。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1969年徐道振和全院医生及家属，被分配前往甘肃本地最为贫困的地区。

“我们的卫生院四周都是沙漠。下雨了当地人就挖个坑，所有雨水都蓄在那儿，这叫涝坝。牛、马、驴喝水也在那，洗澡也在那。我们一去全拉稀，所以，那里得痢疾的人非常多。我们日日夜夜都在抢救中毒性痢疾患者，严重的没有血压、呼吸困难、全身都黑了。我们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上，一边人工呼吸，一边马上把大静脉切开，血压上来以后，病人慢慢温和了，这样就希望来了，那时抢救了好多病人。”

 

 

走到最贫瘠的地方，走近最广大的群众，为解决威胁甘肃人民的中毒性痢疾，处理当地水源污染问题，拿听诊器的徐道振，又举起了锄头和斧子。

“我们发现了一个泉眼，只有小小的水流。后来我们就挖，挖到最后水流越来越大，24小时都在流，解决了那时一个村庄的喝水问题。”

再回北京，徐道振已经变了模样，他的皮肤黝黑，看着苍老了不少，因为长期风吹日晒，手上尽是干裂的皱纹，但他的笑容，却明显多了。

 

 

 

一身白衣 一生使命

 

1989年，北京第一传染病院正式更名为地坛医院。为了给传染病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医院先后建立了妇产科、外科、麻醉科、重症监护病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卫生水平显著提高。

2009年，78岁的徐道振罹患结直肠癌。

手术后住院化疗期间，徐道振依然坚持出诊，他总说“病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病不容易，有很多老病人我放心不下。” 

徐道振的同事这样回忆道“徐老化疗周期比较长，我们就说给老爷子做个PICC导管。徐老当时躺在病床上，边化疗边研究PICC导管的原理，他是一个酷爱钻研，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人。”

 

徐道振，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60余年。早年从事白喉、猩红热、脑炎、中毒性痢疾等传染性疾病的临床救治和防治，近40年来重点研究病毒性肝炎，曾主持多项干扰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及慢性丙型肝炎的临床研究，为干扰素在中国肝病领域的合理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84岁时仍坚持出诊，带教。

 

 

 

 

 

 

 

来源：BTV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