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医生配“医生助理”，美国已经做了56年，我们也可以吗？

 

摘要

 

医生助理在美国已有50多年的历史，替医生省去了众多无需亲力亲为的基础诊疗环节，让医生能够专注最核心的医疗实践，潜心前沿医学研究。

 

中国的私立医院和医生集团率先出现医生助理岗位，但定位五花八门，和美国医生助理专业化、同质化的职业发展概念大相径庭。

 

源源不断的规培医生成为了公立医院医生助理最大的“人才库”，虽然节约了成本，但承担太多的初级医疗工作与临床琐事，与“规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

 

美国的医生年薪20-50万美金，医生助理年薪10万美金。以我国目前的行业准入和待遇标准，是否有医生助理的生存空间？

 

又或许，医生助理的设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岗位的调整。它需要我们对核心医疗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医疗工作的重点到底是短期内的性价比，还是长期良性循环的医疗发展？

 

与日俱增的病患、稀缺的专家资源、当下繁重的医疗工作时常让医生们叫苦不迭，专家临床，科、教研一手抓，疲惫不堪却又无法高效发力。即便这样，多数患者仍觉得缺少足够且有效的医患沟通时间，看病难、看病贵。

 

早在几十年前，海外就已纷纷设立医生助理岗位，旨在更合理高效地布局医疗资源。那么医生助理到底是什么？是医生的秘书吗？在深化医改的探路中，医生助理能否也走进中国的医疗史，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医生助理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在美国生了病，想一进医院就见到主治医生，可没那么容易。美国的医生就像生在“深闺大院”之中，而医生助理，很可能就是你“敲门”时，第一批回应的人。

 

1965年，杜克大学开设了首个针对医生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s.PA）的培训项目，这一职业正式走入了人类医疗史。

 

二战后，美国的患者增加，通科医生数量急剧下降，贫困人口难以获得医疗资源，而由于医生助理的培养成本与医生相比较为低廉，设立这一岗位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美国医生资源短缺的困境。

 

美国梅奥诊所（Mayo Clinic）消化内科华人医生郑挺介绍，美国医生助理的定位是具有医学背景的中层医务人员，但需要挂靠在一名医生名下方可行医。

 

在诊疗过程中，医生助理首先负责对患者的体征、病史、服药史等基础信息进行收集判断，再根据临床经验，选择是自行制定检查和治疗方案，还是进一步通知医生。但程序上，所有医生助理的诊疗决定均需上级医生确认。

 

以全科门诊为例，由于大部分是一些相对“健康”的患者，不少人的全流程诊疗在医生助理环节就可以结束。而在消化科、神经内外科等领域，患者病情相对复杂和严重，多数人最终还需要面见主治医生。

 

人员配置方面，外科通常需要较多的医生助理。郑挺对“医学界”说：“例如骨科，由于医生需要忙于手术，且患者病情诊断相对简单，医生助理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术前指导等一系列工作，由医生直接处理最核心的医疗环节。”

 

根据不同州的法律，现在医生助理在美国的执业范围几乎与医生相同，包含了评估诊断、制定治疗计划、开具处方与协助手术等。根据美国国家医生助理认证委员会统计，截止2017年末，全美共有123,089名医生助理，同期，美国有超过985,000名执业医师。

 

在美国，医生培养实行的是精英教育4+4+X模式，即4年本科学习，4年医学院学习，3-7年住院医培训（根据不同专业），成为职业医生后，平均收入在20万至50万+美元不等。

 

“这样的定位使得美国把服务病人的标准定得很高，往往会导致医生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郑挺说，“而医生助理的存在，就是为了设立一个相对‘廉价’的专业医务工作者群体，替医生省去无需亲力亲为的基础诊疗环节，节约医疗成本。”

 

“同时，医生助理也很好地改善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在医生资源较少的乡村、社区医院，以及需控制成本的小规模私立诊所，经常会出现一名医生配备多位医生助理的情况。”

 

医生助理，

“打杂的”，还是“专业的”？

 

据统计，在美国、加拿大等医学发达国家，医生与患者的平均沟通时间为17.6分钟，而在我国条件较好的三甲医院，由于患者太多，平均每名患者的问诊时间仅为5分钟。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国设立医生助理专业和岗位，似乎是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其实“医生助理”这个岗位中国也已经存在，扎堆在了私立医院和医生集团。通过某招聘网站搜索发现，仅近期，就有超过100家各类私立医疗机构提供了医生助理岗位。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认为，高端私立医疗机构和医生集团由于聘请的都是顶尖医生，医疗服务定位高，且自主性强，所以率先出现了医生助理的需求。

 

在张强医生集团里，大约有20名左右的医生助理，教育背景均为护理专业，主要职能包括辅助护士的护理工作和帮助医生进行患者管理，包括互联网资讯预约、分诊随访、管理电子病历等。

 

“我们医生助理的职责范围很广，并且会根据情况灵活调整，不仅在流程和服务上方便了患者，提高了就诊舒适度，也替医生分担了琐碎的工作，让他们能专心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的医生助理无法进行在‘执业医师法’中规定的诊疗行为，不能下诊断，更别提开处方。”张强说。

 

在张强医生集团中，医生助理的身份，更多的倾向为“助理”。而对于上海嘉汇国际医院儿科医生朱艳来说，情况却截然相反。

 

来上海嘉汇国际医院之前，朱艳已经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目前她除了是院内的儿科副主任医师外，还有一项职能——儿科主任滕国良医生的医生助理。

 

“部分患者在滕医生30分钟的问诊过程中是无法彻底确诊或制定治疗方案的，这时候病人会转到我这，由我去执行滕医生开具的各项检查。同时我也会‘查缺补漏’，最终再和滕医生一起讨论，制定相应的诊疗方案。”

 

“而一些在门诊无法‘解决’的患者也会转到我这，我会根据临床经验进行判断，选择直接处理还是进一步转至不同细分专业的医生。”朱艳说。

 

实质上，尽管社会办医的发展萌生了医生助理岗位，但其定位却五花八门，在招聘网站上，不同机构医生助理的职能范围从预约接待、品牌宣传、仪器维护清洁，到辅助诊断、查房随访各不相同，这和美国医生助理专业化、同质化的职业发展概念大相径庭。

 

在美国攻读医生助理硕士项目的中国学生王月（化名）说，在美国，医生助理是一个热门专业，其工作强度没有医生那么高，教育难度、时间和经济成本也远低于医生，但收入却很可观，入职后的平均年薪在10万美元左右。

 

申请医生助理专业，需要累计满一定时长的医院实习经历（500-2000小时不等），在本科学业（不分专业）结束后，考取为期两年的医生助理硕士项目。

 

职业晋升方面，医生助理没有纵向发展渠道，也不能成为一名医生，只需专精在自己的医疗环节中，这保证了其在不同科室，尤其是需要根据病情进一步细分亚专科的领域初诊的准确率。对于一名从业经验丰富的医生助理来说，临床诊断经验甚至可能超过一名医生。

 

王月介绍，对于另外一些非诊疗行为的日常工作，美国还有一个专门的岗位，叫医学助理（MA,Medical Assistant），其工作职责包括回答患者的询问和预约服务，录入患者病历和信息等，从业人员无需医学背景，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就可以上岗。

 

“对医生助理来说，无需考虑过多的高端医学技术与科研，也不用考虑其他临床‘琐事’，既不用做‘深’，也不用做‘杂’，只需做‘专’就可以了。”王月说道。
 

 

有规培生了，

还需要医生助理吗？

 

在世界范围内，医生的培养和使用成本都是高昂的，如何能最优化医疗人力结构，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和发展的课题。

 

中国的私立医疗机构和医生集团的“医生助理”并没有形成共识化的行业标准，更多的是根据不同医院的规模、定位、理念、医疗饱和度等自行制定招聘与职责标准。

 

而公立医院的情况更显复杂。站在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我国医学教育里本就没有医生助理专业，设立新的岗位需要额外的编制和经济成本，而源源不断的医学规培生既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使用”成本又低，似乎成为了医生助理最大的“人才库”。

 

住院医师规培的明确目的是通过临床实践，培养出具有较高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专业技能的高级人才。但实践中，在医疗挤兑现象最严重的大城市三甲医院，规培医生加入后的实际作用，更多的是为了缓解医生繁重的工作量。

 

根据不同住院医规培生在社交网络的反馈和讨论，不同科室与医院，规培的实际工作包括从写病历、值夜班、辅助医生坐诊，到手术辅助操作……

 

郑挺表示，美国年轻的住院医规培生也和医生助理的工作有重复，但规培医生主要还是得专注于前沿医疗的实践与学习讨论。“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精英医生，承担太多初级医疗工作看似能为医院节约成本，但却不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治医师孙裕强认为，对公立医院来说，规培生确实能分担一些基础工作，但医生助理的增设不应只是出于“缺人干活”的考虑，而是需要对整个医疗系统核心价值观进行全盘思考。

 

2018年，孙裕强以访学的身份，前往美国梅奥诊所参与临床研究。他告诉“医学界”，美国的医生助理只是体系里的一环，医疗系统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岗位职责，按照既定的流程工作，保证均质化医疗服务。

 

“而长期的实践也让每一个环节都相对可靠，在各级医务人员和医患之间形成了信任关系。”孙裕强描述了一段他在美国医院的见闻：

 

 

 

一个意外骨折的患者，挂号后被指引入专门的诊室，首先由医生助理进行初步检查，并询问是否需要止疼。

 

如果需要，护士就会前来根据其临床经验进行二次判断，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医生助理开具止疼药，而后再预约影像检查，转诊至影像科医生。

 

紧接着会有财务人员前来对接，商讨具体的支付方式，最终才面见主治医生。

“从患者进医院到见到主治医生，大概用了2个小时，这个过程中根据患者病情的轻重缓急，还会有不同的应急预案。”孙裕强说，“虽然不是所有医院都如此细化，但这是美国医疗的一个大致框架。”

 

“但中国的国情有所不同，一方面患者无法接受如此漫长的就医时间，另外中国患者普遍依赖专家医生，即便是小病，也并不信任非医生以外的医务人员，这种情况不改变，设立再多的岗位都是多余。”孙裕强说。

 

孙裕强认为，医生助理只是医疗改革中的一个缩影，短期来看，如此细化岗位和流程，确实看起来“低效”又“高成本”。但一旦这一制度逐渐完善，医生就可以从繁杂的工作中解放，有更多时间实践前沿医学，而中低层医务人员也能保证职业权限内医疗行为的准确性，患者也会逐渐适应这一制度。

 

“医疗工作的重点到底是短期内的性价比和效率？还是长期良性循环的医疗发展？这涉及到一个核心医疗价值观的问题。”孙裕强说。
 

 

中国有条件设立医生助理吗？

 

纵观医生助理在美国发展的条件，是因为美国首先确立了医生的精英地位，然后对医疗体系中各层人员的学历背景、职业责任、薪酬待遇进行明确区分，细化岗位，形成清晰的纵向职业梯队。在这种模式下，医生助理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而在中国，如孙裕强所言，设立医生助理岗位不仅仅是单方面的“需求”问题，更是细化岗位和流程的需要，要求管理者率先做出更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

 

上海嘉汇国际医院儿科主任滕国良认为，美国医生助理的模式值得借鉴，而在中国目前的医疗实践中，其实也有对类似的模式进行探索。

 

“国内不是没有医生助理的概念，但它往往是以医生团队的方式去执行，比如一个主任带着2～3名主治，再带着5～6个住院医生，负责一整组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形成分级。”滕国良说，“包括我们的分级诊疗，三级查房制度，其实都是为了更高效地利用医疗资源。”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的‘医生助理’不是一个明确的医务工作者岗位。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应医生助理的执业执照，缺乏相应的法规对其诊疗职能和责任承担进行明确划分。”

 

对此，滕国良认为，设立医生助理的前提是得有相应的执业执照，先对医生助理的执业范围和责任予以划分。此外，由于我国医学生在本科的培养中已经学习了基础的医学知识，应有效利用这一资源，由年轻的毕业生自由选择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或是“医生助理资格证”。

 

“住院医生和规培医生终究是要往‘上’发展的，当下一批人员进来后，高年资医生又要对新人从头培训。”滕国良说，“但如果能让医生助理成为具备医学背景人才的固定岗位，就可以形成人才梯队纵深，在初级诊疗工作上医生也可以‘放权’，缓解压力。”

 

张强认为，在医生之“下”设立一个中层医务工作者岗位，行业定位和待遇标准是决定能否形成就业渠道的前提。

曾于2019年发起关于中国医生薪酬现状的调研，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医生税前平均年收入11.7万元人民币，而收入分布集中在“6至10万”的达到42%。此外，王辰院士在2020中关村论坛上曾指出，中国职业医生中目前仍有40%没有本科学历。

 

张强告诉“医学界”，目前我国医生的平均待遇水平太低，这是制约医生助理岗位形成的客观因素之一。医生助理的学历和收入标准需要参考医生，对大部分普通的医疗机构而言，用一个低于普通医生薪酬的收入，想要招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甚至拥有硕士学位的“助理”，几乎没有可能。

 

另外一方面，张强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医疗教育体系下，暂时没有专门开设“医生助理”专业的必要。

 

“相比美国，我国医生的准入门槛太低了，对于很大一部分普通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将来想要成为一名顶尖的医生，是非常困难的。”张强说，“我们可以直接把专科、本科的医学生率先作为医生助理的人才储备。一旦相应的岗位出现后，这些学生也可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是回去做一名基层医生，还是去‘高端’医院成为一名医生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