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的老师褚仁远教授曾感慨，‘近视防治，越防越多。’他遗憾道，‘我是很失败的。’其实现在我也有同感。」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对健康界表示。
据他介绍，伴随学龄前儿童用眼频率和强度的上升，我国青少年近视问题呈现高发性、低龄化、重度化趋势。
来自国家2020年全面开展的近视专项调查数据，中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其中6岁儿童为14.3%，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高中生为80.5%。「特别是高中生高度近视比例高达17.6%。」周行涛强调。
高度近视可能会导致视网膜脱离和黄斑病变。为此周行涛提示，近视防控既要防发生、防发展、防加快，又要防高度近视、防高度近视并发症，其背后的核心是推动以筛查、诊断、治疗、随访为闭环的「精准防治」。
2021年起，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等机构携手编撰了《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世界——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趋势报告》系列报告。作为主审专家，周行涛表示「精准施策是近视防治的关键，科学调研是精准施策的前提。」
在2023年全国爱眼日前夕，《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世界——2023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趋势报告》（简称《报告》）再度发布。
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报告突出医疗场景，覆盖1500余组家庭、15家医疗机构及28位眼科专家。
「《报告》最大的亮点是带来了‘眼轴为基准的儿童青少年精准防控理念’，未来将支撑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临床中心建设工作迈入新阶段。」周行涛解读。
在第28个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健康界特别就「近视防控如何实现精准防治」专访周行涛。
《「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儿童青少年眼健康整体水平不断提升，高度近视导致的视觉损伤人数逐步减少」的主要目标。做好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工作，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经之途。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更新版）》，中小学生视力定期筛查内容包括裸眼视力、戴镜视力（如有戴镜）、非睫状肌麻痹下屈光检查，视觉健康影响因素评估，有条件地区鼓励增加眼轴长度、角膜曲率测量。
周行涛介绍，近视度数跟晶状体调节、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指标有关。其中，近视度数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指标。
但从医学角度来看，眼轴长度作为客观动态的眼部生物参数指数，是金标准。
不过，在实际的近视防控工作中，老百姓和临床认知往往有偏差。《报告》调研数据显示，家长关注的眼健康检查项目中，裸眼视力占比62.2%，在所有项目中占比最高。
而医生推荐关注的眼健康检查项目中占比最高的为眼轴长度（93.3%），对应的仅40.6%患者家长表示会带孩子检查这一项目。
对此，周行涛表示，眼轴长度与高度近视及其并发症密切相关，可以辅助判断近视的进展程度，使相关风险评估更加有效。「换而言之，从医学层面看，眼轴长度甚至更重要。」
不过，由于眼轴长度检测仍然需要到医疗机构完成，加之过去眼轴测量设备普及度不高、临床医生储备不足等综合因素，导致眼轴检测的可及性一度不高。
为此，周行涛呼吁眼健康检查要优化检查结构，关注眼轴金标准。
建设数字化、标准化
屈光发育档案刻不容缓
屈光发育档案是一份连续追踪、检查儿童眼球和身体发育情况的一种档案，记录着眼睛的各项重要参数，如视力、屈光度（近视、远视和散光度）、角膜曲率、眼轴长度等。从2002年起，周行涛带领团队最早在上海建立儿童和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至今，为3岁以上孩子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已经是业内共识。
《报告》的调研数据显示，60%的医生观察到，患者家长首次关注视力问题时孩子近视度数已进展至100度以上。56.8%的家长在孩子6岁以后才首次关注孩子的视力问题，近8成的家长在孩子出现近视临床表现以后才开始关注视力问题。
也就是说，随着近视发病年龄提前，近视防控关口前移刻不容缓。为此，周行涛呼吁应当在3岁以前尽早建立数字化、标准化的屈光发育档案。
在周行涛看来，以屈光发育档案为基础建立的眼健康档案，是眼健康的基础，也是近视「精准防控」的基础。
2021年6月，在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等机构的共同发力下，国内首个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近视精准防治临床示范中心落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并在短短2年时间内，覆盖22个省份，100余家中心。
周行涛介绍，中心围绕精准防治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临床中心基本要求》T/CNHAW 0009-2022 团体标准，并通过建立精准防治中心联盟，推动精准防治理念及临床行动。
在周行涛看来，近视的精准防治应当以数字化、标准化的屈光发育档案为基础，并贯穿于筛查、诊断、治疗、随访的闭环中。
第二， 筛查后要诊断、分析、治疗、随访，针对特殊情况特殊干预；
第三， 近视防控虽然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但是要呼吁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理念——青少年时期以防和控为主，成年期以科学、规范、安全的矫治为主，中老年以后针对眼底病变，再做更针对性的治疗。
「这样，孩子们就能在全生命周期享受到屈光发育档案带来的视觉健康。」周行涛表示。
健康界：近视防控的主战场是学校，那么临床与学校应当如何分工？
周行涛：从防的角度看，医院针对近视可以做三件事：行为干预，防止近视防控的发生；检测和跟踪，根据近视指标进行光学干预，防止进展；药物治疗。学校可以通过减负等工作，防止近视发生，科学的防治则需要医生指导。
医归医、教归教，但医教结合的时候，需要学校组织、协调，给医生进校园筛查、科普提供方便。在这方面，我认为上海的医院是非常前瞻的，早在2002年我们就主动走出医院的门，去学校、图书馆、幼儿园、社区，做好筛查和科普。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的工作。
健康界：将近视防控的能力更好的下沉到基层，有哪些经验？
周行涛：现阶段，基层需要加强近视防控的能力。从人才队伍上来说，基层近视防控的人才队伍确实有不足。
此外还有基层的理念，部分地区还停留在早期，查查视力、电脑验光等，体系化的建设更少一些。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更应该强调教医结合，强调数字化、标准化，让基层更好地获得相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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