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次换届，卫健系统内部传言已久，此次公布，算是最终人选的靴子落地，消息并不突然。
一位熟悉国家卫健委的相关人士告诉《健闻咨询》，4月30日，国家卫健委召开内部干部会议，司长以上级别官员参加，“雷海潮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一职的消息，据说是在4月30日的会上宣布的。”
多位受访者都认同，雷海潮是“学者型官员”。在中国知网上，雷海潮署名的论文有百余篇。通读他论文的主题，可以找到他多年的研究方向涉及公立医院改革、慢病治疗、公共卫生、医疗器械配置等卫生政策相关话题。
一位接近国家卫健委的资深人士向《健闻咨询》评价道，“雷海潮是一位有着深厚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干部。他在卫生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理论功底深厚，这毋庸置疑。”
回顾雷海潮的履历，他的职业生涯遵循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回到中央的轨迹。
自2004年9月起，雷海潮就在原卫生部卫生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二处担任副处长、处长职务。
前述接近国家卫健委的资深人士透露，雷海潮在政策法规司工作期间，曾直接参与了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设计。“那时，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是牵头人，政策法规司的工作人员参与制定方案。雷海潮在当时的岗位上，也恰好有卫生经济学的背景，全程参与了方案。”
一直到2010年7月，雷海潮被调任原北京卫生局，担任副局长。
此后，雷海潮便一直在北京市卫生系统，而他所在的机构也历经两次组织机构改革，由曾经的北京市卫生局，变为北京市卫计委，再变为如今的北京市卫健委。而雷海潮也在2018年由“副”转“正”，担任北京市卫计委主任和北京市卫健委主任。
直到2020年，在北京市卫生系统工作长达10年后，升任地方卫健委“一把手”仅两年的雷海潮重新回到了中央，担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一职。
2020年11月10日，据人社部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中任命雷海潮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其实，在同年11月6日的新闻里，雷海潮就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的身份出现了，而当时新疆喀什地区正出现新冠疫情，这波疫情后来被描述为“来势汹汹”。当时，据《新疆日报》2020年11月6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日~5日到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调研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雷海潮陪同调研。
而在2020年5月的新闻报道中，雷海潮的身份还是北京市卫健委主任。直到同年11月6日，北京市卫健委官网的一篇新闻报道仍称雷海潮为北京市卫健委主任。
如今看来，2020年11月雷海潮回归中央的调任并不高调。
一位疾控人士向《健闻咨询》表示，这可能说明雷海潮早在2020年10月便接受了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和党组成员的任命，并于同年11月6日由《新疆日报》以疫情新闻的形式进行披露。
在此基础上，雷海潮可能同时兼任了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一职一段时间。从重叠时间上猜测，雷海潮升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或许带着临危受命的意味”。
此后，雷海潮回归中央，担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并分管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基层卫生健康司、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从中央到地方，再回到中央履职的职业轨迹中，媒体和业界提及雷海潮时，也常带着另一标签——“年轻”。
2020年，52岁的雷海潮履新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时，被媒体称为国家卫健委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副主任”。时至今日，56岁的雷海潮再次履新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再次被媒体描述为国家卫健委领导层中“最为年轻的”。
回顾雷海潮的履历，“年轻”二字也穿插其中。
2010年7日，担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由正处级升为副厅级，时年42岁；2017年5月，任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晋升正厅级，相隔7年，时年49岁；2020年10月，担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由正厅级升为副部级，相隔2年，时年52岁；2024年5月，担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相隔4年，时年56岁。
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军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曾提及，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处级领导，仕途基本要终止。雷海潮担任副厅级干部时，年仅42岁。
除了起步时曾在家乡德州市人民医院任职外，雷海潮的履职地一直在北京。
1999年，博士毕业后的雷海潮来到北京。在这里，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卫生资源配置标准研究和全国大型医用设备规划，逐步成为业内公认的卫生经济学专家；随后在国家卫健委，他参与起草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见证新医改的整个进程。
或许“纸上得来终觉浅”，雷海潮决定亲身投入地方医疗卫生改革实践中。2010年，恰逢北京向社会公开选拔241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时年42岁的雷海潮，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顺利“考取”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一职。
担任副局长7年后，雷海潮出任原北京市卫计委主任。
在北京卫健系统期间，雷海潮展现出了勇于改革的风格。他主持了北京市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医耗联动等多项改革，让北京市走在了全国前列。
而在过往，北京一度被视做是一个不适合改革的城市。
2019年6月15日零时，北京正式启动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当时雷海潮表示，“此次改革是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基础上，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那天晚上，北京全市近3700所医疗机构将“齐步走”，同一时间上线新的系统。当夜，雷海潮和团队守在指挥中心，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守在医院，北京市公安系统、电力系统的工作人员保障系统安全，确保系统能同一时间在3700所医疗机构顺利上线，平稳切换。
在之后总结改革经验时，雷海潮曾动情地说，“北京医耗联动综合改革有赖于多部门之间的协同。感谢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支持和付出，感谢北京的电力公司专门协调了全市电力供应，保证3700家医院在新旧系统切换时，没有出现断电情况，导致数据丢失。”
一位北京市属三甲医院副院长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曾直言改革压力，“北京地位特殊，八路大军办院，出一点纰漏或不稳定的情况，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面对这些改革，无论是改革者还是执行者都倍感压力，一直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完成改革的任务。”
至此，通过两次改革，北京地区的医疗机构结束了通过销售药品和医用耗材赚取收入、补偿运行的历史。
与此同时，医事服务费的提高，弥补了取消药品加成导致的医院收入下降，大部分医院收入平稳；医保报销大部分医事服务费，又没有使得患者压力过大。
雷海潮曾对比过北京、上海两地的医改，发现“北京做的其实上海也都做了”，但北京分级诊疗效果更加明显。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设立医事服务费，价格引导了患者的就诊方向。”当年，雷海潮介绍，2017年4月8日，取消药品加成改革的第一天，北京三级医院的诊疗工作量下降14%，而基层诊疗工作量上升了6%。
前述接近国家卫健委的资深人士说，当年，雷海潮主导调整了挂号费后，明显地改变了北京看病难的问题，黄牛也不再有市场。
“他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整了挂号费和价格杠杆，调动了就诊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改革成果。”
卫生经济学出身的雷海潮，是中国官员中为数不多的学者派。
回顾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的“一把手”履历可见：2007年就任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医学出身，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历练多年，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就任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女），曾任吉林省副省长、安徽省省长，推动了当地医改；2018年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的马晓伟，曾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
昔日国家卫健委（及原国家卫生部）的“一把手”不乏科学家、改革官员、院长的背景出身……而雷海潮则是这个位置出现的第一位“卫生技术官员”。
“他是一个学者，做学问很较真，勤奋、文笔不错、理论功底强。”一位了解雷海潮的人士介绍，雷海潮为人实在，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
雷海潮毕业于潍坊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后在上海医科大学（现已并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卫生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
据公开资料显示，雷海潮在卫生资源配置、卫生总费用测算等方面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为卫生筹资机制、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等原创性研究已为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雷海潮为人低调，外界对这位“卫生技术专家”的了解，或许可以这数百篇署名论文中略窥一二。
“医药体制”是雷海潮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话题。早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医院门诊药房分离的有关问题》中。雷海潮就提到了“医药分业”的概念。在文中，他认为医、药、护、技是医院整体诊断治疗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技术子系统，唯有共同发展才有利于医疗质量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2004年，SARS的爆发引起了国内对宏观卫生管理体制的思考。
彼时，“三医联动”的概念虽未出现，但雷海潮在论文中总结:“回顾过去20年医药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国家健康管理的职能被逐渐分解，呈现出在中央水平上的分权制管理，出现了众多与健康管理相关的政府部门，而目前没有一个中央部门能够对国民健康负有完整的责任。”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已经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简政放权，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当时的雷海潮认为，回顾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10多年的历程，走过的道路实际上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完全同向。
“在中央水平上，卫生系统的管理职能被多次水平分解，卫生领域的分权制改革也没有更多地向地方政府进行授权，而是集中在中央层次上进行了过度的水平层次上的分权。”雷海潮在论文中写道。
雷海潮当年已经开始呼吁医药管理体制改革应当走综合发展的道路，实行集权管理。“就药品管理而言，我们建议调整我国现有的医药监管体制，对于药品监管与卫生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建议调整现有机构和职责，将健康领域的管理职能集中进行统一协调，建立医药合并的统一行政管理体制。”
雷海潮曾全力推进的北京市调整医事服务费等改革工作，在国家医保局成立后，也由医保部门所主导，进行系统推进。
如今，在卫健部门、医保部门共同治疗医疗卫生发展的现状下，选择一位对熟悉三医改革工作、有理论基础的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或许也能为未来的三医联动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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