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号500元起！为了让患者去社区医院看病，知名博主建议提高三甲医院挂号费

“在香港，医生是高薪职业，不忙，收入还高，刚毕业基本就是100万港币打底。国内收入不高，还忙死，好多人娶老婆都怕找医生，加班太多了。

其实一招就能搞定，三甲医院大幅度提高挂号费，把群众往社区医院赶，社区医院没生意，正好综合一下。三甲医院主任医师挂号费至少500元起步，副主任200元，普通号100元，你看医生还忙不忙。”

这是一位知名博主近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观点，其本质就是想让三甲医院的挂号费大幅度提高，按照费用等级自然分流实现分级诊疗，用挂号诊疗费来体现医生的价值。

那么，你站在医生的角度会怎么看？

看法一：

提高挂号费，医生的收入就会增加吗？

“尽管有时候我们对患者做出诊断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但这是我们花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通过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换来的，也是我们在积累了无数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后得来的。”河北某三甲医院的刘医生感叹，单从医生角度考虑，目前很多医院的挂号费和医生的付出是不匹配的。

在这里面存在两个概念，一个是固定成本，即医生接受医学训练成为成熟医生的费用和行医的风险成本；另一个是边际成本，即为病人看病所付出的时间成本。

在一个完善的医疗环境中，医疗服务的价格理应考虑固定成本，理应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而在现实中，很多医院为了降低医疗费用，更多地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去为医疗服务进行定价。

另外从患者视角，他们不愿意为无形的医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买单，更愿意为有形的药品、检查和治疗付费。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整个诊疗活动中，前者才是含金量最高的部分。

一直以来，医生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并长期得不到认可。在医院、医生和患者的三角关系中，医生无奈成为了那个最被动的角色。

为改变这种现状，挂号费涨价是近几年医疗改革的趋势，也符合医疗行业的发展规律。

2017年，原卫计委印发《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在公益性导向下，优化公立医院薪酬结构，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落实公立医院分配自主权，并明确，医务人员个人收入需要体现知识、技术、劳务、管理等要素价值，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

自深化医疗改革后，很多地区开始对挂号费服务进行医疗价值方面的探索，最为具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北京取消了挂号费和诊疗费，设立为医事服务费。目前北京大多数三甲医院的“挂号费”均已上涨，比如普通主治医师号由5元上涨至42元，副主任医师号由7元上涨至60元，主任医师号由14元上涨至80元，专家号为100元。

这些政策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体现医生的职业价值，改变对“以药养医”的依赖性，让医生能够真正凭借技术吃饭，获得职业尊严。

但对于医生个人，他们可能更加关心的是，提高挂号费后医生能拿到多少。

据刘医生反映，“挂号费涨了，肯定会体现我们的技术价值，其实这和我们的收入关系并不是很大，几十元的挂号费，真正到我们医生手中的可能也就几毛钱或几块钱，甚至听说还有的医生挂号费全部归于医院。如果提高挂号费，医生到手的钱不增加甚至没有，对医生来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看法二：

挂号费差异化，大家就会去社区医院看病吗？

“提高三甲医院的挂号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少部分人选择去社区医院看病，但是并不能解决其根本问题，反而这种挂号费差异化无形中将患者划分了等级，老百姓会觉得有失医疗公平。”

江苏某县医院的崔医生认为，还是需要思考大家生病了为什么不去社区医院？这并不是因为挂号费，更多考虑的是社区医院的医生技术和设施配套的问题。

在很多患者眼中，一提到社区医院，就容易联想到“误诊”、“治不好”、“乱开药”等这些词，若想改变这种现状，还是需要从社区的各个方面进行改善。

首先就是吸引优秀医疗人才主动选择基层，留在基层。

基层医院招人、留人困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待遇低、保障弱、发展难。自去年年底到现在，多省为了吸引医疗人才也在各种放大招。

比如福建除了适当提高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待遇外，还按服务人口1‰左右比例核定编制，规定用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编制不得低于编制总额的90%；河南对取得医学类本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称的在岗编外人员，按规定简化程序、优先聘用，纳入编制管理；安徽逐步将实现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纳入乡镇卫生院职称评聘。

此前，江苏、河南、贵州等多个省也曾接连发布公告，大量招聘基层医疗机构人才，提出涨薪、增编等各项福利待遇，明确了吸引基层医疗人才的决心。

其次是扩大基层医院的检查类项目，并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一直以来，基层医疗机构由于医疗资源有限，能与县域内其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达成检查结果互认的项目数量十分稀少。

而全国范围内推广检验结果互认，势必将大力推动我国基层医疗机构检验科首诊水平提升，特别是基础检查项目，以加速纳入县域内结果互认范围。

最后是适当增加基层医院药品种类，推出短缺药品预约采购制。

药品配备品种不齐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不衔接，药品采购配送不及时，药学服务能力较弱……大多数基层医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为此有地方推出了短缺药品预约采购制，即如果患者到卫生院和政府办村卫生室配不到所需的医保目录内药品，可向该卫生院或卫生室进行预约，由该机构限期内采购到位并提供给患者。

另外，崔医生还表示，“不只是挂号费，每一项待遇的差异化都会让医生感觉到被区分对待，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优秀的医生挤破大三甲医院，被淘汰下来的医生才会选择基层医院。基层留不住人才，就留不住患者，留不住患者，更留不住人才，这是一个需要用长期时间来解决的恶性循环问题。”

看法三：

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如何更好地分工？

“分级诊疗，不是将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彻底地分开，而是融合到一起进行更好的有效分工。有人曾提出，将社区医院从人才和设备上整体升级，然后把三甲医院和一定范围内的社区医院合营，在三甲医院门诊问诊完，将普通患者安排到社区医院治疗，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医生同时轮岗，三甲医生会得到一些休息，社区医生会得到一些经验，达到双赢。”北京某社区医院的王医生称，其实这种想法就类似于我国目前推出多年的双向转诊制度。

早在1997年，《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提出要建立双向转诊制度，后续我国发布的多项文件，均指出大力推进医联体和医共体建设，其中双向转诊就是分级诊疗的核心内容。

经过各地的不断实践和探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公布，截至2023年底，全国双向转诊人次数达到3032.17万，较2022年增长了9.7%，其中下转人次数1472.2万，较2022年增长了29.9%。

但是双向诊疗制度的发展还是受到了各个因素的制约，对于双向转诊政策非常了解的人，其实并不多，大多数都是到了三甲医院就诊后可能才知道有双向转诊制度的存在。

再加上受到医保制度的限制，使双向转诊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报销比例，与不转相比差别并不大，所以并没有得到患者的青睐。

另外，双向转诊手续繁琐，特别对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转诊手续的复杂使他们茫然无绪，也不愿意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办理。

即使是医院，每家都有着自身的利益，上转或者下转患者都会给自己的单位带来损失，所以，很多医院也不想把自己的患者拱手让人。

经崔医生介绍，如果大医院的医生要求患者向下转诊，他们会考虑很多方面，比如报销比例高不高，花费会不会少，转诊流程便不便捷，上级医生有没有建议，离家近不近；他们不愿意向下转诊，主要是担心病情会加重、下级医生的水平和医院的设施设备。

如果上下级医院是统一管理，并且医疗资源共享，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向下转诊。“从我们医院的情况来看，向上级医院转诊的患者明显多于从上级医院转诊下来的患者。”

通过与三位医生的详细沟通，结合目前的医疗环境，我们也知道，让患者自愿选择社区医院看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也不是能单纯靠提高三甲医院挂号费能解决的。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想要改变大众的传统观念很难，如果相关部门能从医生和患者双方的真实困境出发，全方面提出完善建议，或许分级诊疗可以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