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蔓延的这些日子，各种关于“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文章层出不穷，观点说法不一，科学和谣言杂糅，让很多人疑惑重重。
撰文专家
刘又宁，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教授
几乎肯定是。一般认为近十余年来相继出现的，对人类危害较大的3种新冠状病毒，最初都起源于蝙蝠，后来分别经果子狸（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骆驼（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穿山甲等（新型冠状病毒）传给人。
食用野生动物是不文明的生活习俗，已造成SARS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应尽早立法严格禁止。
根本不可能。人类即使真的出于某种目的要制造这一新病毒，在技术上也是极其困难的。
国外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人类将几个艾滋病毒基因“插”到固有冠状病毒上制造出了新病毒，以此来攻击中国某实验室，这种说法用心不良，相关专家已经辟谣。
目前为止，支持粪口传播的主要证据仍局限于只在数例患者粪便中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此发现离最终证实有粪口传播距离尚远，但提出警惕是完全正确的。
粪口传播不太可能会变成该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其实当年SARS患者也曾在肺外多器官检出过SARS病毒的“痕迹”。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结果显示，“新冠肺炎”患者中男性占2/3。这种差别应该是病毒本身特点，与暴露程度无关。新型冠状病毒主要与肺泡II型上皮细胞ACE-2受体结合而致病，不同人群受体与病毒的亲和力可能不同。
与性别同样，不同年龄组发病率与疾病表现严重程度也都可能有所不同。
死亡病例集中在40岁以上或更高年龄组，其中有些并无其他慢性疾病。
年轻人、儿童、婴幼儿多数临床表现较轻，有无母婴垂直传播也尚待更多病例证实。
SARS时就很少有儿童发病，更少有或没有死亡者。也有学者主张易感性可能有人种差异，笔者认为下此结论要十分慎重。
武汉与北京各有一家医院发生了院内感染，已证实受累者各十几人。也有个别在一次会议后，同一患者传播了十几人的未经证实的报道，但并没有发现SARS时那样明确一人传染几十人甚至二百余人的个案。其原因可能是隔离措施空前严密，没有给“超级传播者”充分施展“本事”的机会。
但笔者觉得，两种病毒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可能更重要，新型冠状病毒有更多的不易发现的隐性、缺少症状传播者，也不排除具有空气与气溶胶传播的能力，因此造成比SARS更快、更广泛的流行。
笔者每日关心的不只是疫情报告中的发病率，更关注的是病死率，特别是湖北以外省市的病死人数。
令人宽慰的是（截止2020年2月9日24时），湖北地区以外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一万，死亡人数为37人，病死率接近0.35%，与季节性流感相差无几。特别是浙江省发病人数已过千，却没有一例死亡。湖北地区，特别是武汉病死率高一些。
其原因可能是：第一、二代病人病情偏重，但更可能是超大量重症病人集中暴发，当地的病床、医生、物质资源等都严重不足。
是不是因为湖北外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都是轻症病人呢？据笔者了解并不是这样，包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等，几乎所有定点医院的ICU，都有使用过有创机械通气，甚至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病人，多数救治都成功了。其原因除省市领导亲自一抓到底外，更离不开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
评价一传染病的危害性除了传播范围，更离不开病死率。以上事实提醒公众大可不必过度惊慌，也可供制定长远应对策略时参考。
尽管近年来抗病毒药有了很大进展，但因此次是一全新冠状病毒，一切药的功效都要重新验证。某些已经上市的抗艾滋病毒药、抗埃博拉病毒药、抗疟疾药等，从理论上讲可能有效，有的也做过体外实验，个别也在MERS病人试用过，但效果不确切。
如果是一种从来没批准在临床应用过的药（如现在大火的瑞德西韦），其常规验证过程更加漫长，对此次疫情的帮助不能寄予过高期望。如果有的药经批准跨过了I期健康人安全试验，还要格外小心其毒副作用。
应强调的是，有些药虽然体外能抑制病毒生长，但离临床能治病还相差甚远。冠状病毒对酸碱度要求苛刻，只能在pH6.7~7.7值之间生长，体外实验受到渗透压、pH值等多种因素干扰，有时抑制病毒作用并非来自药物本身，而在培养环境。
所以，不管是哪种药，刚发现有体外初步抑制病毒作用，就要求写进临床诊治指南是毫无道理的。
至于说双黄连口服液既能治疗又能预防，更是荒唐的炒作，此种观点不应来自科学家与正规的科研单位。到目前为止，临床治疗应该仍以支持疗法（包括有效氧疗措施等）为主，帮助病人渡过难关，事实证明这也是非常有效的。
患病后免疫能力的长短，取决于特异性抗体存在的时间与效价，个别传染病一次患病终生免疫。但已知引起普通感冒的四种冠状病毒感染，免疫时间短，可反复感染；SARS的免疫能力可持续时间比较长。
笔者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二次染病的可能性较低，在确认是二次感染以前要小心与其他病因相鉴别。
最近有医生因核酸检测试剂盒不足，报告慢、阳性率不高等原因，建议以CT检查来替代核酸检测。
笔者不认为这是好主意。试剂盒的质量、供应、诊断局限性等另当别论，但影像学绝对代替不了病原学检查。不能认为有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其他病毒、细菌性肺炎就不见了。
单靠CT是很难鉴别致病原的，特别是腺病毒、支原体肺炎等CT表现与新型冠状病毒很相似。也就是说，离开核酸检测，证据再充分也是临床诊断，只有临床诊断者绝不能收入方舱医院。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没有表现为肺炎也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单靠CT发现不了。
我同意一些专家预测发病高峰即将过去的观点，但最终结局会怎样？SARS持续流行了半年左右，MERS断续流行了两年左右，有专家预测因采取了空前严格的预防措施，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比SARS流行时间要短。
但笔者认为，真实情况很难预测，宁可将困难想得更多一些为好，毕竟我们对于这一全新病毒了解的还不够多。也可能该病毒变异后致病能力进一步弱化，但仍保持一定的传播能力，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危害性也随之大大减弱。
最后，笔者想借《生命时报》的平台，向我们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同行们致以诚恳的问候与崇高的敬意，我们都是“逆行者”，希望每一个人都顺利、圆满完成历史的使命，全部平安归来！▲
本期编辑：王淑颖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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