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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上海,也挺难的

转载 来源 : 看理想 2022-03-29 15:34:16 9468
文 |李厚辰 当下,我们正在面临自2020年初以来最大的一轮疫情袭扰。 在本轮防疫中,防疫与正常生活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多个地区因为防疫爆发了种种事件与争执。 在Omicron毒株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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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当下,我们正在面临自2020年初以来最大的一轮疫情袭扰。

 

在本轮防疫中,防疫与正常生活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多个地区因为防疫爆发了种种事件与争执。

 

在Omicron毒株致死率和重症率大幅下降,已经成为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有很多专家在呼吁“克服对病毒的恐惧”。今天提起疾病的严峻,很多人的理由已经转为对“是否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和“病毒万一再演化出高致病性毒株”的忧虑。这说明绝大多数非老年群体,对于疾病的恐惧几乎可以克服。

 

但对于防疫本身呢?不管是普通人面临封锁造成的生活不便,还是具有外出必要性的,例如急需就医的人,或者是依赖线下物流和经营的小商业者等等,这是一个无法穷举的领域。防疫本身会带来“代价”,这个代价之大,已经有目共睹。

 

不仅是防疫与封控带来了实际困难,还包括其带来的心理压力,被频繁联系在一起的“封”与“疯”的谐音构造不仅仅是语言的把戏,也实际上反映了抗疫措施带给人的深刻影响,甚至一些极端的举动。

 

在当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不能回避,就是克服了对疾病的恐惧,也许我们还需要想办法克服对防疫的恐惧。因为这些恐惧也许已经高于疫情,成为主要恐惧的来源。

 

 

01.

恐惧被清晰与透明缓解

 

从行文的逻辑角度,其实这一部分应该放在后面。但在当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把这个“解决方法”放在一切分析之前,免得被认为是要呼吁“放松防疫”。这当然也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很多时候的讨论,好像只能在“清零”与“共存”中二选一。所谓克服对防疫的恐惧,有意义的讨论似乎只能建立在接受“清零”不可避免的基础之上。

 

我还记得22日晚上的上海,大家严重地恐惧了一番。在很多小区已经反反复复封禁了近一周后,突然传出“督导组降临、防疫要大幅度加码”的消息。“封城”的传言不胫而走,零点的街道上,人们还在抢购物资,应对在各个微信群中已近乎言之凿凿的“封城”消息。

 

当然次日谣言就消散了,两位“造谣者”也被控制。这时很多人都在谴责造谣者,这当然也没有问题。不过防疫谣言的产生,我想不仅仅是造谣者单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在当晚之前,整座城市已经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猜测,自己和城市到底是如何封锁几近一周之久。因为在许多地区,“2+12”的政策变成了不断重复的“两日复两日”。

 

《东北虎》

 

猜测几乎弥散在防疫的每一个方面。到底防疫规则是什么?到什么条件可以解封?最严格的措施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如果这三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许对防疫的恐惧就不会消除。所以我想说,消除防疫恐惧不是说要放松防疫,而是防疫中尽量避免像现在这样的任意性和猜测的空间。

 

防疫的恐惧来源于人对于不确定危险的恐惧,很多人在待封而不封的情况下甚至希望“赶快封城算了,早封早解除”,这说明人们比起不确定性的恐惧,甚至更希望“确定”的封锁降临。

 

所以那些呼唤封城的声音未必是喜欢被管束,很多时候是害怕与无法接受不确定的危险。比起实质性的危险,人们会更害怕在不确定危险的反反复复中倍受折磨。

 

正如前两日,就在上海饱受疫情谣言困扰,而官方发言“不封城”后仅仅一天,上海即发布了浦东、浦西将采取分阶段实质性“封控”的消息。这确实令人困扰,很多人的情绪正是在这样不断的反复中崩溃。

 

而这个新的、影响如此多人生活的重大消息中,依然充满了修辞和语焉不详的部分,引人分析与猜测。

 

防疫的规则和政策为何不能明晰,如此摇摆多变。这确实让人费解,如果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疾病,我们对其一无所知,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防疫政策的加码和变化,其实大家完全可以理解,就像2020年初的情况。

 

但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我国居民已大规模进行了疫苗接种……Omicron变异株毒性也相对减弱”(来源:张伯礼院士接受《科技日报》采访)的情况下,规则和政策依然摇摆多变,缺乏清楚和透明性,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防疫规则和政策达到“清晰”和“透明”的程度,也许我们不必非要执着“清零”还是“共存”的二选一。

 

a.防疫政策底限必须明确

 

最大的恐惧,或许是对防疫“加码”无上限的恐惧,大多人恐惧的,是防疫过程中一些走向极端的加码事件。

 

就像在少数防疫消杀中,几次宠物被“无害化处理”的事件。这实际上让很多养宠物的人对防疫政策极其恐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会失去“家人”性命的危险。对于这样的心理危险,进行多少防疫人员帮助遛狗的暖心宣传都难以解决。

 

防疫政策能够明文确定对陪伴动物的保护,是这种恐惧消除的唯一办法。

 

类似的细则还有很多,封禁区域就医的规则,以及医院门诊开放的规则。这在现在也常常是不透明的“黑箱”,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小区,会让急需就医的人离开,有的则不会,有的医院开放特需门诊,有的医院则根本全院停摆消毒,这对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是极大的不确定性。

 

不只有新冠是可怕的疾病,可怕而会夺去生命的疾病还有很多。许多特定事例因为形成了特殊舆情后获得解决,但难以让很多人的恐惧消失。

 

防疫政策能够明文规定无视封禁的就医疾病种类,和执行层面中医院就此收治与开放门诊,是消除这种恐惧唯一的办法。

 

还有各类不理性的疫情加码,比如有的小区窗户被铁板焊死等措施,这不只与前两年宣传的“开窗通风”相悖,更让人担忧万一出现大火、地震等突发事件,居民该如何逃生。

 

措施从对“病毒”的隔绝,进展到对“空气”的彻底隔绝,却没有一个理性的理由。此种加码层出不穷,放任基层在防疫中“创造性”地进行“恐慌式封锁”,也会对居民带来很大恐惧。

 

防疫政策能够明文确定小区内可以开展防疫措施的手段、种类,明确禁止一些非理性的加码手段,是消除这种恐惧的唯一办法。

 

b.防疫政策必须具有时间的预备和预期

 

另一种巨大的恐惧,来源于对防疫政策何时降临的恐惧。

 

因为在很多事件中,防疫措施的实施都没有提前通知与准备的时间,经常当人得知时,封锁已经生效。当然最荒唐的,就是因此被首尾封锁堵在高架桥或交通路线上的人,还有因为种种缘由,突然被封闭在某一个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场所的人(比如有装修工人被隔离在毛坯房里)。

 

在很多城市,人们带着恐惧醒来,生怕当天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小区被封锁,而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在这种时间预期丧失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苛责他人在超市抢购性囤积食品呢?

 

如果在一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你是否担心现在外面突然传来扩音器宣布小区封锁的声音,而你什么准备都没有。如果有这样的担心,怎么能不恐惧?而前两天上海对全浦东的封控于晚上八点发布,凌晨五点即开始,实在令人猝不及防。

 

不给预备时间当然有其道理,如果防疫的标准需要高到“滴水不漏”的地步,那当然,一个区域发现确诊,就应该要求立即封锁,甚至要快于通知。立即封锁后,封锁所带来的问题可以再逐步解决。

 

但问题是,当下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有两年余历史,且毒性相对减弱的病毒版本,封锁措施是否还需要如此“及时”?在这种情况下,“及时性”带来的收益和代价该如何衡量?

 

《铁人》

 

相信绝大多数人对于封禁措施持理解和配合的态度,因此早上通知晚上封禁,给人留出12-24小时的准备时间,这当然会带来一部分疫情传播的风险,但这样的风险可怕,还是毫无预备地被长期封在桥上,封在无生活设施的办公室、公共场所里可怕?这是一个需要基于疾病本身严重程度来回答的问题。

 

因此防疫政策的实施与通知,需要有明确的时间预期。这也是消除恐惧的重要举措。

 

c.防疫政策、手段的实施和解除需要有标准

 

如何会被封锁,如何才能解除,这样的标准不能说没有,但其模糊性和执行随意性更是显著。在绝大多数被封锁区域,如果问及何时解封,许多回答一律是“等待上级通知”。

 

且新手段层出不穷,比如很多地方,即使小区解封,突然又要求指定地点核酸,在指定地点核酸之外,突然又要求加码核酸自测。而健康码也往往形同虚设,比如有地方外来者直接赋黄码,有地方没有核酸结果赋黄码,甚至有些时候,健康码会直接“消失”,需要经过一定复杂程序才可以赋码。

 

我想防疫政策最让人恐惧的,就是其随意性,这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受到何种限制,生活会遭遇何种问题。

 

对于财务状况合理,且可以居家工作的人,也许难以意识到这种恐惧。对于财务状况不佳,且依赖线下运作和经营,或者负债水平较高的企业和个人,防疫政策的随意性带来的就是“生活崩溃与否”的恐惧。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我相信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清晰的守则,能够考虑小区内人口密度,区域(街道)人口密度,病例在封控区内外的比率等,给予一个清晰的规范。而对于解封,也可以有区域(街道)解封、小区解封甚至单元解封的明确规则。对于商业也是如此,那当然更与区域街道有关。

 

在这种防疫数据透明的情况下,居民便可以自己判断所在小区和区域被封锁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达成什么条件,预估可以解封的时间。

 

解封后也是如此,这个疾病防控如果要做到极端,需要所有人每7天进行一次核酸“自证健康”。那么在这个新的变体情况下,这个周期已经达到48小时,甚至有的地方是24小时。

 

“凭借48小时核酸检测才可…”虽然从防疫的“严谨性”上有其道理,但对于医院和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更不用说很多核酸检测点摩肩接踵的情况,恐怕是感染疾病风险极高的区域。

 

在一个城市、区域确诊数,或确诊增长到达什么条件时,需要滚动的“自证健康”,到达什么条件时,需要区域内人口统一核酸一次,如果有明确的标准和透明的数据,一定有助于居民对于封锁和解封产生合理预期,也可以很好解决就封锁和解封造成的很多争端。

 

模糊又大而化之的严重,摇摆不定的防疫措施和手段,是很多人对疫情感到恐惧的基础。

 

以上三点,是我能够想到的关于防疫规则明晰的方向,虽然我在其中举到很多例子,但我想都远远不能覆盖防疫政策带来的问题和恐惧,通过这一点我们也能明白,这已经是个多么严峻的事项了。

 

当然有人也许会说内部一定有这些规则。但第一,从现在防疫政策的任意性上,很难看到内部有相对明确的政策。其次,如果这些政策不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一样公开透明,其也起不到减轻恐惧的作用。

 

在当前需要继续“动态清零”的背景下,我想对于防疫规则的上述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

 

02.

疫情之恐惧与防疫之恐惧

 

回到本该前置的分析部分,不过在上面的具体建议中,你也应该发现了,“对防疫的恐惧”不是一个被捏造的问题。而防疫是确有代价的,而且是很大的代价。

 

因此人可以恐惧疫情,付出身体健康或者生命的代价;也可以恐惧防疫,作为天平的另一边,这种代价巨大且多种多样。

 

《地久天长》

 

建立“防疫的恐惧”这个视野很重要,防疫的恐惧其实有很多方面,在普通人身上,是生活被中断,财务风险等等的恐惧;对于执行者来说,防疫不利被追责的恐惧同样存在。

 

许多问题在这里才能获得理解,例如疾病的罪化,这里指向的并不都是“疾病带来健康风险”本身。

 

在疫情刚开始时,面对从国外希望回国的留学生,产生了“千里投毒”的罪化思路,这当然是错误的,回家是一个基本且应该被满足的需要。但当时对他们的指责,应该是指他们带来的是传播疾病的风险,在疫情的早期,大家主要的恐惧还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

 

春节时“恶意返乡”产生的争议,却明显不是指向疫情带来的健康风险,而是指向防疫不利被追责的恐惧。而近期产生的对“疫情外溢”的指责,也不是疫情外溢带来多大的健康风险,而是对疫情外溢导致其他地区被封锁和防控的恐惧。

 

所以疫情“非罪化”,虽然是一个词汇,但问题需要解决,却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在对疾病本身的恐惧上,非罪化需要针对疾病知识的科普和疾病间的横向对比。

 

例如每个人之前都有被同事或朋友传染流感的经历,我们从来不觉得这是个多大的错误或道德问题,而Omicron变体新冠病毒,显然也在此列。

 

同样我们可以意识到,疾病的罪化也是普遍的,针对病毒性肝炎患者的“罪化”,艾滋病患者的“罪化”和歧视,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鲜见。这是一个关于疾病和健康的问题。

 

如果对疫情扩散零容忍,只要疫情没有控制住,有人就要被免职问责,那他们自然就有十足的理由对疫情进行加码,这个机制不解决,甚至我们第一部分所言的“防疫底限”就基本不可能实现。

 

而对于“疫情外溢”的恐惧,则是对防疫的恐惧。所以这里解决之道,并不是逼迫每个城市的疫情决不外溢,只要外溢就冷嘲热讽。而是反过来,通过上一部分的公开透明的方法,促使人们消除对防疫政策的恐惧。

 

当然这不仅是关乎于疫情外溢,在很多小区内,如果一个人阳性,或进入密接名单,导致单元楼被封闭,我想防疫加码越重,这个人回到小区所遭遇的歧视和责骂就会越多,本着减少疫情带来次生伤害和歧视的角度,我们也需要从这个视角来降低防疫带来的恐惧。

 

从最开始对武汉人,直到今天对于阳性和密接者,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歧视了。

 

《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

 

可见新冠的“非罪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疾病不仅是疾病本身,因为疾病而产生的一个社会系统,这里面有行政的,有组织的,有商业的,有医疗的。把一切问题都聚焦于疾病与得病者,显然忽略了很多问题真实的来源和其解决之道。

 

尾声.

不轻易把一个问题“原则化”

 

在过去谈到疫情的时候,我们总是谈“生命”,一切防疫和代价都是为了“生命”,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过去这个“原则性”的谈法,在舆论场上虽然取得了一锤定音的效果,却磨灭了这个问题讨论的面相,掩埋了其中其他的问题。

 

在本次疫情中,防疫所引发问题的面相凸显出来。这决不仅仅是这一次防疫的问题,只是在过去,这些讨论都被以“生命”之名压抑了。仿佛“生命”概念一出,一个早餐店老板的事业,一个学生的求学,一个企业的运营,一个老人的就医,包括事实真相的求索,就成为了不值得讨论和关注的事情。

 

原则化是我们止息对话讨论,追求绝对正确的方法。但它终将反噬,现在经历的一切,就是两年来“生命”原则压抑的结果。而这样的“原则化”,甚至会变得远离“生命”,而仅仅关乎于数字。

 

现在讨论这些并不太晚,不过我们恐怕也要因此记得,树立一个根本的正确和原则,认为在此之下,其他一切视角都必须向此屈服,本身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即便你曾经站在那个原则的一边,因此获得了正确,获得了不容辩驳的地位,获得了工作开展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获得了优越。

 

如果以上的问题和讨论,在过去就能正常显露和开展,我们也许不至于在疫情开始两年多后,还在经历着如此的波动与恐惧。

 

*本文原名《不仅克服对疫情的恐惧,也克服对防疫的恐惧》,声明:文章观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头图来自《铁人》编辑:苏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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